经过国际社会共同努力，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缔约国签订的《京都议定书》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，而《京都议定书》所引入的清洁发展机制（CDM）、排放贸易（ET）和联合履约（JI）3个灵活机制也随之进入了公众视线。
    目前，在CDM这种清洁发展机制下的CDM项目，也成为相关企业关注的焦点。透过CDM，我们将进一步探讨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前景。

    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确立了差别承诺的概念
    CDM是英文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（清洁发展机制）的缩写，是《京都议定书》规定的跨界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三种机制之一，是《京都议定书》所规定的附件1国家（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）在境外实现部分减排承诺的一种履约机制。附件1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，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。同时附件1国家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购买“可核证的排放削减量（CER）”以履行《京都议定书》规定的减排义务。
    《京都议定书》所确认的差别承诺是CDM的前提，实际上差别承诺概念的确立，还要上溯到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。鉴于全球气温升高，将严重威胁太平洋、印度洋上诸多岛国国家安全的事实，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旨在缓解全球变暖趋势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（简称UNFCCC），该公约不仅包括了公平、责任、能力、成本有效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的指导原则，也建立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差别承诺的概念。正是这一概念，为日后《京都议定书》三大机制的出台奠定了基础。
    所谓的差别承诺就是指：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义务，履行从2005年开始至2012年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.2%的任务，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这些指标要求，部分国家将遵照“自愿承诺”的原则，尽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。
    由于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，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，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，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，作为履行《京都议定书》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。
    CDM对发达国家而言，给予其一些履约的灵活性，使其得以以较低成本履行义务；另一方面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，CDM协助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减排成本低的优势，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；对世界而言，可以使全球在实现共同减排目标的前提下，减少总的减排成本。因此，CDM是一种双赢（Win-Win）的选择。

    CDM让温室气体排放权成为全球流通的商品
    CDM作为一种双赢机制，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下降，换句话说，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CDM减排量交易前的排放量之和应当和交易后的相等而不能增加，只是减排总成本下降。在这个既定目标下，温室气体排放权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，进而成为一种商品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进行交换。由于CDM作为一种运行机制，无法对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直接度量，CDM的运行必须以相关项目为载体。
    根据《京都议定书》的要求，CDM规则主要包含CO2（二氧化碳）、CH4（甲烷）、N2O（氧化亚氮）、HFCs（氢氟碳化物）、PFCs（全氟化碳）、SF6（六氟化硫）等温室气体。同时，CDM也涵盖了能源工业（可再生能源/不可再生能源）、能源分配、能源需求、制造业、化工行业、建筑行业、交通运输业等15个行业和门类。
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，任何有益于产生温室气体减排和温室气体回收或吸收的技术，都可以作为CDM项目的技术。例如：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，包括提高供能效率方面的技术和用能效率方面的技术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；温室气体回收利用技术如煤矿甲烷、垃圾填埋沼气回收技术；废弃能源回收技术等等。
从CDM涵盖的行业和技术范围来看，CDM项目应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，但是目前我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重点领域，仍以提高能源效率、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为主。

    中国发展CDM项目要有所为有所不为
    与中国的状况不同，印度、智利、巴西等国的CDM项目开发都走在我国的前列。湖南省CDM项目服务中心主任张汉文告诉记者：“特别是印度，他们在《京都议定书》还未生效的时候，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，《京都议定书》一经生效，他们就申报并注册成功了一大批项目。印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，出台了一系列鼓励、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。”
    据世界银行专家估算，中国实施CDM的潜力每年可达2亿吨CO2当量以上，这比全球需求量的一半还多。2005 年到 2030 年期间的 CDM 投资将为中国2030年GDP年增长率贡献约 0.5 个百分点。因此，我国CDM项目开发的潜力巨大，这同全球碳市场看好CDM项目开发潜力的趋势相一致。
对于国内企业而言，CDM更多地意味着一种融资渠道。但是，我国政府对待CDM项目基本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。
    我国强调CDM项目必须同时满足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。CDM项目产生的经核证减排量（CER）只能是附件1缔约方国内减排量的补充，并且CDM的基准线应建立在项目水平。我国倡导CDM项目在附件1和非附件1双边之间举行，对单边项目和在CDM项目中引入碳汇项目持谨慎态度。
其实，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体现了我国对世界环境问题的负责态度。我国除了严格按照《京都议定书》的要求，开展CDM项目以外，也考虑到全球未来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具体要求，强调技术的引进，而非短暂的资金投入。
    鉴于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，而由具体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归开发企业所有，因此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，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。根据温室气体的不同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收益分配比例有所差别。

    CDM运作方式有待改进
    作为一个新事物，中国企业对CDM的认知度不高。张汉文告诉记者，“我国企业对CDM机制的了解度整体还很差，但近期越来越好。企业对CDM项目了解不多的原因主要三点：首先是语言障碍，因为CDM项目开发使用的语言是英语；其次是CDM规则较复杂，技术性很强，必须是专业人员，并且要有较好的英语表达能力；三是政府面上的宣传发动不够。”
    在实际采访中，记者了解到，CDM繁琐和复杂的运作方式也严重影响了CDM项目的推广。在国际层面上，目前通过EB（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）批准的CDM项目只有两个。CDM项目审批周期较长，而且还有一些领域没有已批准的方法学。在这些方面，企业仍然心存疑虑。那么，提高审批工作效率，简化程序，完善相应内容，将有助于CDM项目的推广。
    另外，目前具有审定（validation）和核查（verification）资格的指定经营实体只有四家，而且这些经营实体均不在中国，这对中国而言，就意味着价格上升，企业成本和风险的增加。另一方面，在申报的CDM项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，国际审批的低效率就难以满足需求。只有提供更多的经营实体来开展相关工作，尤其是在一些潜在CDM项目较多的国家，被批准的经营实体越多，就越容易降低这些国家进行CDM项目活动的成本。
    在国内审批方面，我国已经成立国家权威机构DNA（即CDM国家主管当局），负责国内审批，而且我国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下称《暂行办法》）于2004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，让我国的企业有章可循。目前，几个CDM项目已经获得CDM审核理事会的批准，还有一些项目正在准备申报。
    但是，《暂行办法》中仍然有一些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没有明确，比如，参与企业的资格问题，CER（核证的排放减少量）收入分配的比例问题，优先领域和非优先领域的区别对待问题等等。企业需要更为透明的管理办法。我国政府也正在对《暂行办法》进行修改和完善，但愿这个过程能够在短期内完成。
    “我国在CDM开发方面的态度是积极的，但中国人求‘稳’的思想使我国的CDM项目开发迟于印度、智利等国家，并且宣传发动力度不够，对项目企业、对中介服务机构从政策上鼓励、支持还不够，今后这些方面如果得到加强，就可以充分挖掘出中国CDM项目的潜力”，张汉文对中国CDM项目的开发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拥有20名专家的湖南省CDM项目服务中心，其项目开发能力在全国位于前列。目前，湖南省已经过EB（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）注册的CDM项目1个，进入DOE（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指定的经营实体）审定程序的项目有8个，正在开发PDD（设计文件）的项目有40多个，项目涉及英国、瑞典、日本、奥地利等多个国际买家。
    据张汉文介绍，目前CDM项目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仍然集中在项目申请程序上。一个国家发改委的审批，就需要项目业主在北京和湖南之间往返几次才能完成，DOE审定到EB注册要耗费半年以上的时间，过长的周期，严重制约了项目开发的进度。
   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，开发CDM项目可以得到丰厚的额外资金，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环保技术，并可以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。这是CDM项目对中国企业的积极作用。但愿中国企业能够在新的机遇期内，抓住更多的市场机遇，在赢利的同时，参与到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列中来，实现小利与大利的双赢。